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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 张世轶）今天是张太雷诞辰127周年纪念日。张太雷（1898—1927）是中国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青年团的创始人和青年运动的杰出组织者。他与天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曾在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求学，其革命思想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北洋大学所承载的爱国基因与天津的城市精神。北洋大学作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开启了中国大学“兴学强国”的使命与精神元始，不仅在知识体系上奠定了学生的学术基础，更在精神层面塑造了“为天下人谋将来永久幸福”的革命情怀，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与精神力量。

　　以张太雷为代表的爱国革命者群体与天津城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集中体现了天津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天津，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城市，自19世纪末便展现出强烈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创新精神。它不仅是中国北方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更是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率先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典范城市。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阵地，近代天津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并存的城市文化氛围。这种文化特质，不仅推动了天津本地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包括张太雷在内的青年革命者提供了成长的丰沃土壤，孕育并滋养了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先进青年。张太雷的革命实践，既是天津城市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其精神力量向全国辐射的起点，成为近代中国青年革命精神的重要象征。

　　自19世纪中叶后开埠，天津在洋务运动浪潮中崛起成为中国北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者和中西文明交汇的重要前沿。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技术引进、实业兴建，还是现代新式人才的培养乃至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天津都始终永立时代潮头。新思想、新文化不断涌入，在此汇聚碰撞，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并存的天津城市文化氛围，为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与思想空间，也为张太雷等人革命思想的萌芽和成长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天津的现代文化不仅为张太雷提供了思想启蒙的环境，也赋予了他“服务社会、引领大众”的历史自觉。他积极投身，组织社会改造实践，逐步锤炼为一名具有国际视野和坚定信仰的革命者。可以说，张太雷革命思想的形成，深深刻印着天津城市精神中开放、包容、进取与担当的基因。他所代表的革命精神，与天津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特质形成良性互动，为全国青年运动注入了思想动力与实践活力。他以天津为革命起点，足迹遍布全国乃至国际舞台，并将这种精神带入全国范围的革命实践中，成为天津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光辉典范。

　　张太雷1915年12月报考北洋大学，在北洋大学求学期间，正值军阀战乱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彼时，爱国教育家赵天麟任北洋大学校长，力推教育的本旨在于“使学者有以自适于不主故常之社会，无论何种情形，皆以抵抗而利用之”。在这样的教育理念指引与学校严谨求实的学风熏陶下，张太雷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打下了深厚的知识根基。他不仅在法科领域有所表现，而且具有出色的英语等外语表达能力，这也是他能够接触到无产阶级革命先进思想的先决条件，也是后来能够搭建起中国与共产国际之间交流桥梁的重要保障。1918年上半年，张太雷受聘于北洋大学法科教授福克斯主办的《华北明星报》，做兼职编辑；不久，他应俄籍汉学家鲍立维之邀做英语翻译，由此开始接触世界上的先进思想。

　　随后到6月初，北洋大学设讲演团44个，其中普通讲演团30个，特别讲演团14个，先后到天津杨柳青、北仓、南仓和塘沽讲演，深入到工厂和农村，向工农大众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与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唤醒民众爱国热情。张太雷所在的讲演第二团，深入到塘沽的小学、东大沽、西大沽等处多次演讲，每次听者能达数百人，群众主动端茶搬凳子，听罢表示，“先生们讲的话真对，如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讲演安排得灵活，甚至在候车时于车站开讲，听者堵住了道路，点头称是，火车离站后仍久久不散，引领遥望，好像是在恨时光短促，不能尽所欲闻。而这一幕被当年天津出版的《益世报》永久地定格在人们的视读记忆中。

　　深入社会的实践，深刻印证并升华了北洋大学的教育传统 ，不仅赋予张太雷扎实的法学功底，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他“为天下人谋将来永久幸福”的革命情怀。在“实事求是”精神传统熏陶下，北洋大学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用于社会改造实践，注重培养学生“兴学强国”的使命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一时间，各界人士到天津、到北洋大学讲学，学生广泛参与社会运动，形成了社会责任感的提升、思想上的引领和勇于担当的风气，这些都成为青年学子强大的精神支撑。北洋大学的师生在国家危难之际，常常挺身而出，张太雷便是其中的典范。他逐渐认识到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的深刻联系，从而选择放弃安稳的法律职业道路，投身于充满艰险的救亡图存的革命事业。

　　1920年，张太雷于北洋大学毕业，放弃了即将可能步入的优越生活，随即转而坚定地加入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小组，成为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随后，他肩负重任返回天津，担任中国在天津的早期组织负责人。这一时期，他在党内承担重要职责，致力于青年团的创建与宣传工作，参与起草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工作态度严谨勤勉，彻夜工作，被同事称为“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家”。

　　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中，张太雷展现出强烈的实践精神与社会责任感。1918年，他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代表，参与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活动，站在的前列，体现了天津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担当意识。同年，他发起成立“社会改造社”，这是中国学生最早参与社会改革的组织之一。该组织以“变革黑暗的旧中国，建设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的新中国”为宗旨，其行动与理念充分展现出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责任与精神。

　　1921年，张太雷奉命赴苏俄，3月，成为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6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此前，他起草了中国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全面的情况。在这一次的报告中，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知识分子的状况，社会主义运动，妇女运动，农民和工人的状况，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运动和前景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会上，张太雷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现实与前景，争取国际支持。

　　1927年，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他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结合，以革命者的身份，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更是北洋大学引领的中国大学精神和天津城市精神结合向全国辐射的传播者，以实际行动实现了个人与时代的共鸣。曾写道，“纪念张太雷，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向太雷学习，学习他爱祖国、爱人民、为而牺牲的崇高精神。要用先烈的革命精神教育后代，教育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