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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中国足坛第一次大规模反腐扫黑，多位前国脚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最终被判处6-8年有期徒刑。时隔14年，由于我国刑法中缺乏专门规制操纵体育比赛的规定，实践中仍以贿赂、赌博相关联的行贿罪、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传统罪名定罪。然而在足球比赛实践当中，相当一部分不涉及“短期经济利益”的“默契球”和“关系球”，已经无法用传统罪名进行准确界定。因此，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建议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立法条款，维护体育比赛公平和体育管理秩序安定，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有力保障。

　　据《中国体育报》报道，刘国永认为，当前操纵体育比赛现象已经衍生出多元特征：一是操纵体育比赛范围的扩大化，除了公众较为关注的足球、篮球等项目外，台球、乒乓球、羽毛球、棋牌、电竞、信鸽等项目也逐渐开始有操纵比赛案件发生；二是操纵体育比赛主体的团伙化，操纵比赛的参与主体涉及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以及体育官员、体育经纪人、赛场工作人员等，他们之间相互分工、协作配合、内外勾结、串通作案；三是操纵体育比赛方式的多样化，以足球项目为例，比赛结果已不再是操纵的唯一方式，一些比赛中红黄牌的数量、先发阵容的名单、点球的人选等都开始成为操纵比赛的方式；四是操纵体育比赛形式的隐蔽化，一些参与操纵比赛的人员精心设计操纵过程，为操纵行为披上“技术性”“专业性”外衣，以符合比赛规则为幌子掩饰、混淆、掩盖操纵行为，呈现出更强的伪装性、隐蔽性。

　　“操控竞技体育比赛行为，应该是指在竞技体育比赛中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从业人员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以不正当的手段操控比赛比分或胜负的行为。”深圳大学研究员、城市体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桢在研究中曾经收集过一组数据，2000年至2017年，我国涉及操控体育比赛的相关刑事案件共65件，合计138人次，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操纵比赛的行为目的是获取非法利益，这种非法利益既可以是数额巨大的赌资，也可以是收受的贿赂，还可以是特定的关系利益或者利益交换，由于这种行为破坏了体育比赛公平公正的竞赛秩序，所以危害性极大。”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林信铭在《裁判员受贿操纵体育竞赛的刑法规制——一个中德刑法的比较考察》中提及该案例表示，当时，此类操纵比赛案件的刑事追诉，《德国刑法典》第263条“诈骗罪”仅能有限适用，第299条“商业交易中受贿与行贿罪”则基本上没有适用空间，德国联邦政府遂于2016年6月向联邦议会提交了关于《体育赌博诈骗与操纵职业体育竞赛的可罚性》的刑法修正草案，希望通过增设新的罪名来填补处罚漏洞。2017年3月9日，德国联邦议会决议通过该法案，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65c条体育赌博诈骗罪、第265d条操纵职业体育竞赛罪以及第265e条体育赌博诈骗罪与操纵职业体育竞赛罪的特别严重情形，这一法案（即第51次刑法修正法案）自2017年4月19日起生效。

　　比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84条规定了操控竞技体育比赛贿赂罪，第1、2款规定：“任何人收买或者企图收买竞技体育比赛的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领导人，试图影响他们所参与的体育比赛结果的都构成此罪”，犯此罪将处罚金、强制性社会公益劳作、劳动改造、拘役；第3款规定：“运动员收受金钱、有价证券或其他财产影响比赛结果的也构成此罪”，犯此罪将处罚金、剥夺一定职务或从事体育比赛的权利、拘役；第4款规定：“裁判员、教练员、体育领导人收受贿赂操控比赛的构成此罪”，犯此罪将处罚金、剥夺一定职务或从事体育比赛的权利、有期徒刑。

　　2014年1月，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刑警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后，两大国际组织以合作伙伴会议的形式为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及博彩运营部门的不同情况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同时，为组织及个人提供“对抗假球、操纵体育比赛及其他腐败行为”的研讨、宣教平台，杨扬作为“反对操纵体育比赛宣传大使”多次参与活动。“现实案例表明，运动员周围有很多潜在风险，无意中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必须提升运动员的相关意识。”杨扬说。